在对手稿的分类整理中，我方才得知社里早在建社之初即有意于民间文学的整理和出版了。一九九○年社里就出版过一本《山东民间童谣》，当时就是山曼先生选编的。许多年来，先生的行走一直没有中断，收集的童谣也越来越多，我从烟台带回的这批手稿就是他九十年代行走全国各地的新收获。那个年代的出版节奏和现在没法比，但是那种气定神闲的“散漫”也为好书的诞生提供了时间和精力的保障。当时的刘海栖社长和胡鹏主任带领编辑们反复论证斟酌，终于选定了两种出版样式，一种是文字版，起名为《中国民间童谣》（五卷本），读者以成人为主，体现它的丰富性和收藏价值；一种是配图版，读者对象是孩子，起名为《百岁童谣》（也是五册），着力于它的唱诵性和活泼的阅读体验。

一九九八年底，社里进行机构改革，经济效益不佳的文学编辑室被解散，我被分派到总编室工作。二○○一年二月，《中国民间童谣》出版，同年七月，《百岁童谣》出版。这两套书分别从年节、农事、游戏、乡土风情、日常生活等方面营造了一个气韵生动的乡村世界。书做得非常精致，前者端庄优雅，极富文化气息；后者邀请当时儿童插画界的顶级画家精心作画，画风甜而不俗，媚而不妖，童趣盎然。虽然离开了文学编辑室，无缘参与后期的编辑工作，可是对这两套书，我心里自有一番偏爱，专门写过书评。

光阴荏苒，时事变迁，出版的节奏渐渐快了起来，我们在别的岗位上越走越远，偶尔会想起这套书，也就是一闪念，精力又被别的事情牵走了。这一晃就是十年。二○一一年年初，社里重新成立了低幼读物编辑部，作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我在做板块规划的时候，这套《百岁童谣》从脑子里一下子跳了出来。可是，这个时候我才听说，这套书的版权刚刚被别的社拿走了！震惊、追悔、焦急、自责，种种情绪混杂在一起，也无法改变书已嫁人的事实。后来见到了拿走版权的贵州人民出版社的颜小鹂老师，我对她表达了我的怨愤之意，她笑着说：“你们自家的东西不看好，不能怪别人哪。”她说得没错，我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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