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是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周锐，以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非凡的想象力，为广大青少年读者奉献出的一部文化含量极其丰富而又可读性很强的儿童文学读本。这部儿童文学读本，将浓缩了的传统文化编织在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现代故事中。

    《琴》讲述了一所名为华光学校里的师生故事。这所学校，分明寄托着周锐的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互交融的大胆设想：“有所学校，分文班和武班，开设多门跟文化、武功有关的课。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中都有这所学校的校友，比如公司白领、警察、记者、医生、厨师……他们在我的故事中各擅其长，轮番演出。中国文化中常被提起的琴、棋、书、画，可以分别成为一本书的主线。这样，每本书便既有故事，又包含中国文化的诸多信息。”（周锐：《我写<琴>、<棋>、<书>、<画>》）华光，这所十年制的学校，其年级的划分，是以唐朝诗人李贺的《咏怀》诗排定级名的：“长卿怀茂陵，绿草垂石井。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诗中的一个字便代表一个年级；而且，该年级的学生一入学，原有名字中间也必须换成这个字，以作为该年级学生的学名。这实在是一个别出心裁、大胆而又新颖的创意。在这样一种奇妙构思中，作者塑造了诸如廖春千、北君马、唐君沾、郦怀琛、于卿蝉、祝卿堪等为代表的，一群身怀绝技、性格鲜明、胸怀坦荡、敢做敢当，颇有大侠之风的人物典型，演绎了一出出颇具文化底蕴、曲折有致的故事。

    《琴》的故事情节生动、跌宕起伏，又线索清晰、伏脉连贯。中国古代的侠士，大多以琴心剑胆、文武相济而称美。华光学校正是以侠士的理想作为自己培养目标的。而“琴”的线索则巧妙地从文班、武班都要学习的姓氏课展开。在姓氏课上，博古通今的青年教师百里长缨，在讲解龙姓与凤姓的传说时，遂引出了中华古琴世家——早已迁徙到瑞典的凤家。凤家古琴为九弦（伏羲琴一根弦；商朝琴五根弦；周朝又加了文弦和武弦；凤家古琴再增加华弦与光弦），其先辈们的梦想是找到真正的“碧梧树”（取杜甫“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诗意），用以打造出“凰琴”（传说凤凰，雄者为凤，雌者为凰）；并由此引出“汉墓琴砖”。汉墓琴砖之所以珍贵，据说是因为把古琴放在琴砖上演奏，琴的声音会美妙绝伦、特别好听。整个故事主要围绕“汉墓琴砖”和寻找“碧梧树”层层展开，扣人心弦，兴味盎然，让人读来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种既有传奇色彩又有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深厚积淀的氛围中，读者们接受了一场传统文化的洗礼。

    在形式方面，《琴》的语言运用与叙事手法也独具特色，主要表现为：

    其一，极富文化特质的传统语汇。古人作诗，讲究“无一句无来历”。《琴》在语言运用上也极为讲究。华光学校其级名的排定自不必说；在武功的描述上就又有“蹴鞠”、“鸳鸯拐”、“燕归巢”、“转乾坤”、“梅花三弄”、“十指禅”、“缘竿技”、“猿跃”、“缩骨法”、“金蝉脱壳”、“御石功”、“旱地拔葱”、“兔子撞树”、“朱砂掌”等等；在描述古琴时有，“龙池”、“凤沼”、“文弦”、“武弦”、“琴砖”、“凤求凰”、“高山”、“流水”、“工尺谱”、“龙涎香”等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词汇的运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文化内涵，也使故事的讲述更具感染力。

    其二，简洁清爽的叙事风格。仅仅用九万多字来讲述一个人物繁多、情节曲折的故事，绝非易事。作者采取了重点突破、以简驭繁的手法；借鉴电影的“蒙太奇”艺术，删除不必要的情节叙述，让读者在阅读中通过想象与联想去衔接事件的演变过程。比如，由“打击少女”廖春千等，到“露两手服务公司”的郦怀琛，由“竹马之战”到“罗宾汉快递自己”，这中间都删除了不少前后衔接交代的话语，从而更显得文笔简洁、清爽可人。

    其三，中国武侠小说传统章法的形式借鉴。武侠故事的灵魂是想象力。作者正是通过想象、幻想去构思离奇的情节，从而凸显那通篇洋溢着的侠风、侠气，并在人物简练的对话、超常的行为描写中，完成主人公鲜明性格的刻画。

       毋庸讳言，在儿童的视野中，传统文化已经在大众传媒与现代生活的冲击下逐渐淡漠。于是，能否使传统文化从尘封的古籍中再次焕发出新的生命，特别是让儿童读者在现代故事的讲述中，潜移默化地感受传统文化的精神魅力和语言特色，已成为当前儿童文学创作者的一项艰巨任务。从这个角度看，《琴》应该是很好地完成了这样一种写作初衷。